（王浩遠）清順治十三年（1656），漢中府知府馮達道主持纂修了一部《漢中府志》。該志上承明代嘉靖《漢中府志》、萬歷《漢中府志》，下啟清代康熙《漢南郡志》、嘉慶《漢南續(xù)修郡志》，是清代記錄漢中府歷史的首部方志。順治《漢中府志》較為完整地繼承了明萬歷《漢中府志》的基本內容，全面記錄了明清交替之際漢中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社會、文化諸方面狀況，其文獻價值主要體現(xiàn)在以下三個方面。

其一，保存了明萬歷《漢中府志》的基本面貌。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漢中方志是明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）漢中府同知張良知纂修的《漢中府志》，當時漢中府領金州、寧羌州二州以及南鄭、褒城、城固、洋縣、西鄉(xiāng)、鳳縣、平利、石泉、洵陽、漢陰、白河、紫陽、沔縣、略陽等十四縣。至萬歷十一年（1583）八月，改金州為興安州。萬歷二十三年（1595），改興安州直隸陜西布政司，興安州與平利、石泉、洵陽、漢陰、白河、紫陽等六縣不再隸屬漢中府。萬歷三十一年（1603）知府崔應科纂修《漢中府志》之時，正是明朝后期漢中府行政區(qū)劃調整之后，該志書是了解這一特殊時期漢中歷史狀況的關鍵文獻。長期以來，學界普遍認為萬歷《漢中府志》已散佚無存，但通過對順治《漢中府志》的考察，發(fā)現(xiàn)書中直接保存了大量萬歷舊志書葉。尤為重要的是，順治《漢中府志》沒有新編《藝文志》，而是直接沿用萬歷舊志《藝文志》，加之嘉靖《漢中府志》也未編《藝文志》，萬歷舊志《藝文志》就成了今人所能見到的、最早的漢中詩文總集。順治《漢中府志》省時省力的便宜之舉，卻在無意之間保存了萬歷《漢中府志》的基本面貌，這也是馮達道留給后人的意外驚喜。

其二，保存了明末清初的珍貴史料。明末戰(zhàn)亂、清初兵防、衛(wèi)所裁革、田賦征收、吳三桂駐守漢中等明末清初漢中史實均僅見順治《漢中府志》記載。因順治《漢中府志》纂修之時，吳三桂長期駐兵漢中，志書在藩鎮(zhèn)、兵防詳載其俸祿及軍力部署情況。明末瑞王朱常浩建藩漢中之事散見于全志各卷，卷二《建置志·城池續(xù)考》載，明天啟元年（1621）漢中設瑞王府拓展?jié)h中府城池；卷四《官守志》載，天啟七年（1627）朱常浩就藩漢中途中，西鄉(xiāng)縣知縣徐汝正因供帳不力，為瑞王扈從鞭撲羞辱，乃至溺水而亡，均始見本志記載。明末清初各方勢力對漢中地區(qū)的爭奪攻防戰(zhàn)事在本志卷三《食貨志·災祥續(xù)考》載，明末清初西鄉(xiāng)縣、洋縣、沔縣等三縣流寇掠城事，又詳載大順軍將領韓文率兵攻打土寇胡向化，導致洋縣五云宮被焚的經過；卷四《官守志》又載，清廷任命的關南道副使胡全才與大順軍將領賀珍爭奪漢中的戰(zhàn)事情況。馮達道秉筆直書、真實記錄明末清初漢中社會的真實狀況。

其三，馮達道的點評。馮達道生長在社會經濟繁榮的江南，江南地區(qū)與地處西北的漢中在社會、經濟、文化諸多方面都存在較大的差異。馮達道常以旁觀者的視角，將漢中與江南相比較。他在《輿地志·沿革》點評漢中所轄州縣規(guī)模時說：“今日之漢，編戶不過百余里，蓋江南一小縣耳。剖而為九，其有幾何？不得已而差次之，洋也、城固也，西鄉(xiāng)、南鄭也，伯仲之間也。寧羌、略陽，鄶以下無譏焉。而況沔之蕪陋，也不過一邨落……鳳之磽瘠也，萬山中一亭長，有白石可煮耳”。《建置志·秩祀》又談及漢中名宦鄉(xiāng)賢祠祀荒蕪，“甚有數(shù)椽之屋，廢而為墟，鄉(xiāng)先生不得與社公爭酒食，斯可嘆也！”令馮氏想到江南名宦鄉(xiāng)賢祠宇眾多，以至于有“大家香火之譏”，與漢中祠祀荒廢形成鮮明對比。《輿地志·風俗》則揭示了本地宗族勢力薄弱、百姓好信巫蠱的社會狀況，“家號薦紳，人非草莽，乃或譜牒無稽，致宗支之雜糅，寢廟不立，悲祭奠之踉蹌，其與窮鄉(xiāng)僻里之民懵于七夕、中秋之節(jié)者，相去不能以咫”“尤有異者，疾病不求草木之滋，而師巫用事；死喪則狃堪輿之說，而窀穸無期。競錐刀之末，則告訐起于親朋；逞睚眥之仇，而性命委諸溝瀆”對漢中社會風俗的“落后”狀況頗感驚訝。馮達道亦會站在統(tǒng)治階級的立場上，點評明清之際的政治變遷，針對清初裁撤衛(wèi)所，馮氏即指出：“至前朝衛(wèi)所之設，始未嘗不資其捍御，迄其終也，紈绔因仍，而戎籍不可稽，軍實不可數(shù)。縱有存焉，金雞玉犬，曾無鳴吠之實。”身為地方主政官員，馮達道對普通百姓有著深切的同情，他辛辣地諷刺那些貪官酷吏“直為攫肉之鳥而已，持論則喙長三尺，判事則手重五觔”，以欺壓百姓為能事；又于《人物志·貞烈》指出，能夠得到旌表、獎以衣食的貞節(jié)烈婦大多是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女性，而“委巷單門”之中的貧苦節(jié)婦往往得不到應有的褒獎，“知之者耕傭牧豎，兩兩三三，又無氣力以致之當事，則亦與煙草同淪而已矣。人間荼苦，百萃于砥節(jié)之婦人，而幽光不揚，沈閉泉壑，如掾孰秉，通旁無繇。”馮氏為此“感愴盈中，擲筆而灑無從之涕”，對于飽受封建禮教束縛的女性亦懷有憐憫之心。馮達道的評論不但是順治《漢中府志》的重要組成部分，并且同樣具有突出的文獻價值。

當然我們也應當注意到順治《漢中府志》成書過程極其倉促，因此也留有不少錯誤與遺憾，在保存萬歷舊志文獻的同時，也沿襲了舊志中的不少錯誤；加之明清之際史實多以替換增補的方式融入舊志，這就造成了順治《漢中府志》體例雜亂、內容雜糅的缺陷。總而言之，清順治《漢中府志》雖然存在一些錯誤與缺陷，但這并不影響該志在漢中明清方志中的特殊地位，其獨特的文獻價值仍有進一步發(fā)掘研究的必要。